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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人民要论)

发表日期:2016-09-02  | 来源:2016年09月02日的《人民日报》   | 作者:张岂之  | 发布人: zwr   | 点击数: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5000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表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应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

  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

  习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法两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术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准确概括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及其时代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诸子百家的,就是指形成了学派,有理论、宗旨和传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迸发出耀眼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这个阶层特别活跃,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悬,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为当时各方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内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来辅助,而士人正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士人代表的诸子百家,于是竞相登场,各展所长。

  就哲学思想而言,儒道两家各有侧重。孔子重视的思想,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君子的人生价值正在此。老子哲学则不然,天道受赞扬,人道遭贬损。在他看来,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道当效法天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政治主张而言,儒墨两家都倡导贤人政治。在贤人的来源方面,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认为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标准,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贤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张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也就是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这些选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就自然科学而言,先秦诸子中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学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了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创新思路,是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庄子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体现了道术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诸子百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养分,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以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华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汉字息息相关。汉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形式。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坚实载体和重要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汉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了独特贡献。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同样可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了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作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打下了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书法以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毫端。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们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指导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工具,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不致发生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我国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简单照搬。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汉学,众多学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为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