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研究思路是不是学术不端？
●剽窃研究思路对科学探索的破坏力，一点也不逊于造假。
付向东教授与杨辉研究员的成果之争还在调查中，真相如何，我们将静待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这里，笔者想就此引申，说一说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剽窃研究思路是不是学术不端？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会有点迷惑。这一方面是因为实验科学的特性。实验科学的研究者很喜欢说一句话：“Idea is cheap， show me the data”（想法不值钱，数据才值钱）。平心而论，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面对一个未知难题，谁都能想出不知道多少个天马行空的解释，真正难的是设计严格的实验去验证或者推翻这些想法。既然如此，我听一个学术报告，收获一个研究思路，然后赶紧动手验证，这不是挺好的吗？难道一个人提出一个思路，别人就永远不能碰了吗？
其实，科学史上这样的公案还挺多。在生命科学领域，最著名的案例大概就是DNA双螺旋的发现之争。这一争议学术界今天基本有了共识：女科学家罗莎琳·富兰克林首先通过X射线衍射的方法研究了DNA分子的结构，而她的研究数据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享给了两位竞争对手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沃森和克里克正是根据这些数据，很快提出了著名的DNA双螺旋模型，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另一方面，从法律规则上说，一个单纯的想法，如果没有正式申请专利或者变成具体的产品，或者是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录，比如正式发表的论文，是很难被有效保护的。毕竟，想法本身看不见摸不着，要是不需要客观证据，那谁都可以说自己曾经某年某月想过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借此要求利益，这岂不乱套了吗？
于是有人就提出，既然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具体是谁提出的想法、有没有剽窃研究思路，这事儿有那么重要吗？再进一步说，让不同实验室围绕一个研究思路开展竞争，看看鹿死谁手，岂不是还能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吗？
笔者认为，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剽窃研究思路对科学探索的破坏力，一点也不逊于造假。
在人类诸多事业当中，科学探索是一种极端依赖交流、合作和分享的事业。在科学史上，除了极少数天才能够完全独立地做出一番成就，绝大多数时候，新的科学进展都离不开科学家之间密切地互动。很多时候，一个科学家的工作会建立在同行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也会成为其他同行继续工作的基础；很多时候，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要持续接受同行的建议和评价，帮助他持续修正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而在更多时候，科学家们在咖啡厅、酒吧甚至是海滩上的闲聊，会直接催生很多新鲜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研究思路。比如，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重组DNA技术，是两位美国科学家赫伯特·博尔和斯坦利·科恩在1972年夏威夷的一次学术会议中，边啃三明治边构思出来的。对研究思路、对研究想法的剽窃，是对这种交流、合作和分享的重大打击。
不再分享未发表成果会影响科学发展吗？
●放弃高效率的非正式互动，将会对科学探索的效率带来破坏性的打击。
想要说清楚这背后的道理，我们先要看看，科学家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保持密切互动，彼此分享、交流和合作的。
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科学家主要依靠信件传递信息。比如，达尔文就是收到了阿尔弗莱德·华莱士从遥远的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才知道这位年轻同行居然和自己一样，独立提出了物种进化的理论。这才把在柜子里锁了十几年的书稿拿了出来，和华莱士的论文一同发表。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科学界通行的交流媒介，就是学术论文。论文中记录的研究思路、实验数据、分析方法，都会成为人类科学探索事业的共同基础。
但是学术论文这种方式太严肃、太正式，效率也太低了。从一个模糊的研究思路到具体的实验数据，从初步的实验数据到一个完整的研究项目，从一个研究项目到一篇深思熟虑的论文，整个过程动辄需要好几年。换句话说，要是仅仅依靠论文作为交流媒介，科学家获得一轮反馈的周期就得好几年。这个节奏，未免也太让人着急了。那怎么办呢？一个思路是改革科学出版行业，加快科研成果的发表速度。另一个办法，就是各种非正式的交流活动。比如，很多学术会议会鼓励科学家们分享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会经常访问不同的研究机构，并且在小规模的学术讲座上分享成果；再比如，科学家们经常会在学术会议期间一起喝喝酒、钓钓鱼，同时讨论研究思路……现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都是科学家们非正式讨论的好工具。相比论文而言，这样交流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
但是，效率提高了，麻烦也来了——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很容易被别人拿走、占用、借鉴，甚至是剽窃。前文说过，实验科学普遍有一种轻视想法、重视数据的倾向。一个非正式场合里抛出的想法又不太可能受到严格的保护，甚至就算被人剽窃，也很难找到实锤证据去指控。而反过来看，有价值的研究思路收益非常诱人。毕竟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充满了失败和意外，哪怕有人说一句“此路不通”都价值千金。以付杨之争来说，甚至不需要大量具体的数据，一句简单的“操纵PTBP1基因能够治疗帕金森氏症”，背后可能就是先行者好多年的辛苦测试，而后来者根据这句话也许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重现类似的实验发现。
约束薄弱，而诱惑惊人，这种事情当然就会有人做。实际上在生命科学领域，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经常有人提到，自己的研究思路写在论文里，被负责审稿的同行悄悄拿去；自己的研究计划写在经费申请里，被负责评审经费的同行剽窃等等。在绝大多数时候，类似的指控基本不太可能找到证据，当事人也只好吐槽几句完事。
类似行为很难避免，也很难处理，但其破坏力是很大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样的行为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受到了某种程度地默许和鼓励，那科学家们就越来越不敢在非正式场合分享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进展了。在世界各地，我都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即便在各种非正式场合，科学家们仍然会小心谨慎地几乎只讨论和分享已经发表或者即将发表的研究。这种变化是让人不安的。这将导致科学家们实际上是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高效率的非正式互动，将学术交流限制在正式学术论文发表这一种方式之下。这种变化将会对科学探索的效率带来破坏性地打击。就像我们无法想象扔掉手机，使用电报互问平安一样，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个科学家彼此缄口不言，把所有的想法和发现都藏到论文发表那一刻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剽窃想法和学术造假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看不见摸不着的研究思路该如何保护？
●科学探索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在荣誉之上的系统。能够保护想法和思路的，不是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科学家天然带有的荣誉感。
怎么能防止剽窃思路呢？很难。想法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凭制度设计来约束和阻止剽窃想法。但我要说的是，科学探索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在荣誉之上的系统。能够保护想法的，不是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科学家天然带有的荣誉感。
归根结底，成为科学家，探索宇宙里的未知问题，为人类拓展认知边界，是一项相当寂寞的工作。只有那些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孜孜不倦地探索，成败利钝在所不惜的人，才会从中获得乐趣。尽管科学家们也会因为这些工作收获各种现实好处，比如头衔、奖励、历史地位，但是鉴于科学探索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大量的失败，如果以收获这些现实好处为目标，一个科学家大概率会过得非常沮丧。
现代社会，科学已经高度职业化，可以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但我想，荣誉感仍然是这个特殊职业的根基和命脉。作为科学家，我们坚持做真实和正确的研究，我们也首先相信同行的研究也同样真实和正确。如果失去了这种荣誉感地加持，如果我们看到同行的研究首先要完全重复一遍才知道真假，那科学探索的效率得低到什么程度！然而遗憾的是，不得不说，如今这种荣誉感在世界各国都有消退的迹象。
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科技界可能特别需要强调这种荣誉感。要知道，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在快速崛起，努力实现从追赶到领先的转变。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科学家要承担起引领世界科学发展方向的责任。在追赶世界先进科学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拼搏、竞争、狼性的科研文化。但是，在引领世界科学创新的时代，在未知世界中摸索的先行者尤其需要保护。如果这部分先行者的科研想法很容易被拿走和占领，我们又依靠谁去完成从0到1的原始创新呢？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而言，一次争端中的谁胜谁负其实没有那么要紧。但是为了科学探索事业本身，我们需要科学家群体内部持续的交流、合作和分享，而这依赖于科学家之间高效率的非正式学术互动。这种非正式的互动不太可能被什么具体制度所保护，只能建立在科学家荣誉感的基础上。而如何建立和维护这种荣誉感，是中国科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说到底，想要创造中国科学的辉煌，我们至少需要保证，造假者不能堂而皇之地继续享受造假的红利，剽窃研究思路的人不能堂而皇之地继续享受剽窃来的名声。
（作者：王立铭，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