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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奏响教育合作凯歌 ——江苏海安和云南宁蒗的32年教育结对之路

发表日期:2020-09-06  | 来源:2020年9月6日《光明日报》   | 作者:  | 发布人:   | 点击数:

   这是一件看似很平凡的事情。

  32年前,一群江苏海安人来到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创办一所学校,当上了成千上万少数民族儿女的“舅舅”,由此开启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

  32年的坚守,10批次、281名“海安舅舅”不仅培养了许许多多大学生,更激发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那股奋然为之的精气神。这种教育资源的放大,凸显了教育的本质,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全面振兴。

“宁海之约”:治穷先治愚,木材换人才

  对32年前的宁蒗,“愚”和“穷”就像一根绳索上的两个活结,彼此牵缠。宁蒗人知道,治穷先治愚,只有教育带来的改变,才是最根本最持久的。于是,一场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宁海之约”顺势而生。

  宁蒗俗称“小凉山”,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平均海拔2800米,全县26万人口,有彝、汉、纳西、普米等12个民族。记者一行从丽江机场驱车到宁蒗,走了3个小时的山路,一侧是高山峭壁,一侧则是万丈深渊。长久以来,贫穷和落后,就像这条弯弯绕绕的山路,紧紧缠绕着宁蒗人的身心。

  宁蒗的贫困有其特定历史因素。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是一个以奴隶制为主体,封建领主制、原始共耕制和母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游牧游耕的生产状态,无人识得汉字,很多人甚至连彝文也不识。新中国成立后,宁蒗“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宁蒗的教育更是起步晚、质量低。“从前宁蒗历年中考平均分与丽江周边县相差有100分,高考录取分数即使有30分的民族照顾分,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宁蒗教体局局长张达峰介绍,那时宁蒗中高考成绩长年在丽江地区各县垫底。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觉得,为官一任,想的应当是造福一方长久的好事。他深谙教育的重要性,当即狠下决心:“要从根子上治穷,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穷下去!”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阿苏大岭“挑中”了八千里外教育居江苏省领先水平的海安县。当时,海安急需用于教育硬件建设的木材,双方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海安派优秀师资力量全权接管一所学校,宁蒗则以优惠价格为海安提供紧缺木材。

  于是,由宁蒗投资100万元、由海安选拔33名骨干教师,以宁蒗、海安两县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宁海中学”正式成立。1988年8月25日,33名海安教师拖家带口近百人,踏上了八千里外的支教之路。四天三夜,车至宁蒗,老师们已疲惫不堪。

  梅德润被海安县教育局点将,担任宁海中学首任校长。他告诉我们,刚来宁蒗的那段日子,终生难忘,提起来满腹心酸:“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遇到泥石流,直接冲进我们当时住的木板房,我和老婆用身体死死顶住门框也没有用,眼睁睁看着被褥行李全都泡在里面。”

  为了保证按时开学,梅德润一声令下,大家用铁锹铲、用锄头挖、用手搬,“很多同志手臂震得疼痛酸麻,鞋底也被铁锹割成了两半”,在梅德润看来,比起在家乡海安教书,这支队伍有着更为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住着用木板隔开的简易宿舍、喝着用塑料管从山上接来的浑泥水、常常因变压器跳闸没电而吃了上顿没下顿、承受着“海安的教师管不了民族学生”的质疑……一位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是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行的责任。”作为支教队伍里唯一的单身女教师,刘卫琴当时年仅24岁,之所以选择来吃苦,她说自己坚信,“只要面对学生,我就朝气蓬勃,就能体验到人生的全部价值”。

  心之所愿,无所不至。历经千难万苦,宁海中学正式开学,宁蒗教育的蝶变之路也由此开启。跟随教育和地区发展的步伐,1993年,海安抽调骨干加强宁蒗民族中学高中部、2006年开启“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合作模式、2016年集中力量开办“海安班”……32年,从基础教育拓展到职业教育到其他领域,“宁海之约”已发展成为卓有成效的“宁海模式”。

“海安舅舅”:走出一名大学生,脱贫一个小家庭

  32年间,海安的骨干教师从黄海之滨前赴后继奔向小凉山,把爱和知识播撒在大山深处。他们怀抱立德树人的教育理想和满腔热情,带领大山里的孩子纷纷走进课堂,拿起书本,让两万多名初高中生、1万多名大中专生走出了大山。宁蒗人深深领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点亮出彩人生。

  老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家庭,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景宝明是第一批踏上宁蒗大地的海安教师,初至宁蒗,当地的教育环境和学生素质令他十分惊讶,更深感使命之重大,在他心里,宁蒗教育的变革,要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教师做起,让改变在每一个微观过程里发生。

  1990年,来到宁蒗的第3个年头,景宝明的妻子丁林秀突然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竟是食道癌晚期!捧着片子,景宝明的眼泪瞬间淌了下来,在他心中,妻子随他远离家乡扎根宁蒗已是大义,可自己“说好陪她去看医生,却因为工作太忙一拖再拖”。为了让妻子安心接受治疗,景宝明把她送回了江苏老家,一面停课悉心照料妻子,一面无时无刻不惦记着8000里外的孩子们。

  学生们听闻景老师家事,自发捐起款来,三毛、五毛、一元、两元……一张张纸票堆起来竟有1200多元。要知道,在当时的宁蒗,1200元足以供一个家庭生活两三年。拿到滚烫的募捐款,景宝明双手颤抖,心中百感交集。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妻子丁林秀心中,宁蒗不仅仅早已成为丈夫的心灵归属,也成了她的第二个家,宁蒗的山里娃,就是他们的孩子。她不断催促赶快返回宁蒗。在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下,景宝明踏上“回乡”之路。而这一别,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别。

  朱朝书是带着一家人到宁蒗支教的。1995年,当时的朱朝书担任高三班主任,年过七旬的父亲在老家患病住院,他心急如焚,但高考在即,复习备考一刻不得放松,只好托妻子回乡照料。

  “到宁蒗去!”为了让儿子安心支教,病情稍好,老父亲便打算跟着儿媳回宁蒗。朱朝书起初坚决反对,因为害怕老父亲一路折腾再耽误了治疗。“我一天能吃一碗饭,我能行!”说着宽慰的话,老人临走前却偷偷把自己终老的寿衣塞进了行李。长途颠簸、气候反常,老人到了宁蒗便一病不起,短短11天便离开了人世。

  学生们听闻消息,不约而同地抱着火葬用的木材,翻了两座山为老人送行。朱朝书说,他的父亲,永远留在了“小凉山”,他现在,所有的牵挂都在宁蒗了。

  还有,连续五轮支教的“最牛钉子户”丁爱军蒋蓉夫妇、筹集18万元设立专项奖学金的徐爱辉、为常年饱受“疥疮”之苦的全校女学生申请医药费的郑建华、孙亚琴……每一个“海安舅舅”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为大山深处带来知识、带来思想、带来希望,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命运。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伙子杨克干,如今已是民族中学的德育室主任。“如果没有海安老师,我和姐姐们可能还在放牛呢!”杨克干还有四个姐姐,大姐、二姐没读过书便早早嫁了人,海安老师来了以后,三姐、四姐都考上了中专,毕业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作为宁蒗12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普米族,新中国成立前,3800多名族人中只有一人学过汉文,却也只是听得懂说不出。而今年,距离宁蒗县城80公里巴珠村的一对普米族姐妹花杨志秀、杨志春,竟同时考上了大学,成了族里的稀罕事。姐妹俩一个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一个超了二本线24分。

  “上大学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能带我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从未走出大山的一家人生活有了希望,未来有了奔头。

  32年间,281名海安教师累计培养了20000多名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输送了10000多名大、中专生,其中有9名市高考状元和6名市中考状元。在海安教师的教育引导下,曾经贫穷落后的宁蒗成为云南教育的标杆,无数少年因知识改变了命运,从放牛娃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宁海效应”:把自强刻进骨头,用奋斗成就未来

  海安教师不仅仅推动了宁蒗教育的发展,他们更拓展了“宁海模式”为“宁海效应”,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让宁蒗人从此更有精气神,凝聚起奋发向上的力量;让宁蒗从此有了内源式发展的“发动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1989年,宁海中学创办后的第一次中考,人均考分、升学率全县第一的成绩让宁海中学一炮打响。当时师资力量最强的宁蒗第一中学校长甚至下达动员令:绝不能让一中落后宁海中学。自此,宁蒗教育系统“好戏连台”,全县各校纷纷自加压力,学习、借鉴、效仿“宁海模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教学研争先创优、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

  读书去!到宁海中学读书去!一股竞相读书的风气在宁蒗兴起。教育的竞争,带来的不是冲击,而是清晰的发展方向。自古以来第一次,家家争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学校送。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宁蒗人把重教崇教融入血脉里、落到言行中,寻找到了阔步前进的自信和动力。海安教师给宁蒗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更是一种精神,他们的风范、品格、胸怀,整整影响了宁蒗一代人。

  首批海安教师刚到宁蒗,震惊于当地师生的疲怠状态,立时将海安工作的作息习惯搬到了宁蒗。鼓励学生6点起床上课,21点晚自习下课;班主任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学生生活作息的改变,带来一个家庭作息的改变,海安教师对待教育的一丝不苟的敬业劲儿,也使得宁蒗当地各行各业的工作者纷纷效仿。

  宁蒗人说:“江苏的教师早晨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他们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早上把宁蒗的时钟往前拨了2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往后拖了2个小时。”

  宁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联鸿是宁海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我很可能一辈子就困在山上下不来,更不会有现在。”李联鸿告诉记者,山上下来的孩子很调皮,上课从来不认真听讲,整个班级无论上课下课总是吵吵嚷嚷,海安老师的到来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老师弄伤了三根肋骨,当时大家都想着可以不用上课了。没想到,老师一天都没休息,一边打着绷带,一边给我们讲课。”原本吵吵嚷嚷的教室变得连根针掉下的声音都能听到。李联鸿说,那个场景,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人是有精神支撑的。

  1990年曾就读于宁海中学,如今任宁蒗县信访局局长的杨才华,深深记得海安老师的负责、那种不一般的负责。

  “上学时候早晨天没亮,老师就在门口等着我们,数一数有没有学生没到。”杨才华回忆,“在那个年代,没见过那样的老师,太特别了!”

  因为高考志愿没填好,杨才华错过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不得不外出打工,但在打工期间,海安老师说过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句话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散。不甘心的杨才华重新拿起课本,并通过成人高考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可以说,遇到海安老师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

  奋然为之,亦未必难。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海安教师,成功修建了一条教育高速公路,这条路通往宁蒗的每家每户,通往每一个宁蒗人的脑子里。

  随着越来越多学子命运和当地精神面貌的变化,宁蒗百姓的观念彻底扭转了。“勤奋、敬业、负责任,工作一丝不苟,海安教师带给当时宁蒗一中,还有各中小学,甚至整个地区巨大的影响。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是希望所在。”阿苏大岭说。

  一所学校的办学意义远不止对教育的影响。这群海安教师,消除了疑虑、振奋了精神,办学成效已远远大过了教育本身。他们用先进的教育理念给宁蒗带来了新观念、新思维、新气象,用超前的智慧在荆棘中开拓出文明之路,用博大的爱心在荒原上立起精神丰碑。他们独树一帜的大爱和智慧、精神和业绩,将永久载入中国教育的史册!

  ■记者手记

教育开启智慧之门

  脱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从“宁海之约”发展为“宁海模式”,再到产生“宁海效应”,是观念上的进步,也正是激活了竞争机制的结果。宁蒗教育由长期在低谷徘徊一跃成为连年稳居全丽江第一方阵,对全市乃至全省的民族教育都产生了冲击波和催化剂的效果。

  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在宁蒗蔚然成风。16年前,第四轮支教的王加云、陆瑞华夫妇,结束了在宁蒗3年的支教生活回到了海安。去年,夫妇二人再次来到了宁蒗加入了第十轮支教队伍。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同事都是他们的学生。

  王加云15年前教过的学生杨学英就坐在斜对面。杨学英感慨,15年前的她很难相信,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会真实地在她身上发生。同样也是王加云的学生熊辉,大学毕业后,毅然回乡走上三尺讲台,接过接力棒,“我选择回到家乡,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自此,宁蒗人深知,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拥有光明未来。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全县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激荡起宁蒗孩子青春的梦想,带动了贫困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宁海效应”从教育领域延伸向更加宽广的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宁海模式”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发展。

  近年来,已陆续有一万名走出大山的学子毕业后回到家乡,他们传承支教精神,承担起建设、管理宁蒗的重任,在当地经济、社会各领域大显身手,成为宁蒗全面脱贫奔小康的中坚力量。

  走在脱贫路上的宁蒗,搭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快车,开始奔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大道上。据悉,全县财政收入从1988年的696万元到2019年的3.1亿元,增长了45倍;人均纯收入从1988年的197元到2019年的19360元,增长了98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蒗宁海民族中学和海安班共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7454人,近三年里有5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今年,海安班全班45人参加高考,仅1人差一本线两分,其他全部达到一本线。

  群山阻隔,阻挡不了宁蒗发展奋进的步伐;大江横断,阻断不了宁蒗各族人民渴求幸福的希望。教育打开了这个民族上千年来的闭塞之门,开启了他们的智慧,更助推了各民族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