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18日，我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深入研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研讨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社科联（院）、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承办，市社科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南京日报思想理论周刊协办。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百年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增强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专家学者表示，要更好地把新思想与南京实践结合起来，推出更多具有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南京更好地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建设“强富美高”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南京提供思想理论支撑。现将研讨会发言摘登如下。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向领航
沈建国（原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巡视员、江苏省期刊协会会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获得感的增强，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其主线是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提升人民群众主体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探析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主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向领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集中体现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即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没有完成其历史任务，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道路，就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正确剖析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进一步提炼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着力在处理社会主要矛盾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拓创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鲜明宣示了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正确处理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及其主体性，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沈建国
“三新”发展观：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最新发展哲学
任平（江苏社科名家、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百年史，就是以道路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新”发展观。“三新”发展观不仅是“两个大局”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新时代现实逻辑的鲜明指向，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时俱进的最新表达。
以“三新”发展观为核心的最新发展哲学是“全面自主创新论”，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新历史方位，再一次创新解答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根本问题。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最新解答，就是再一次全面深化了党的十九大明确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目标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创新目标的指导原则，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连同创新目标一起，是自鸦片战争爆发180余年来中华民族、百年大党对于现代性道路认知达到的最高境界和最新产物。
这一发展目标论，最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富裕与社会协调、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与绿色发展、全球开放共赢共享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特征，超越了西方现代性道路及其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球体系三大崩溃的世界难题，也超越了僵化教条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难题，因而呈现出一条人类新文明路向特征。这是对世界现代性之问的中国解答。
“三新”发展观将最新发展哲学的观念变革提升到了原则的高度。它实现了五大观念超越：一是超越了以往“GDP”崇拜、将发展仅仅归结为人之外财富客体增长的“发展客体论”，而坚持了发展的“人民主体论”，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作为建立新发展阶段的根本价值原则。二是超越了“自发市场动力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新发展格局更加体现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更强调现代经济体系和全面深化改革体系。三是超越了单向的“发展主体论”，将发展动力引擎、发展方式更加转换为人的全面自主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系。四是超越了“自主输入型”阶段所依靠的“大进大出”方式而实现的“开放外在动力论”，转向基于内在全面自主创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进而转向“自主辐射型”阶段的“全面自主创新论”。五是超越了西方霸权为首的旧全球化秩序论，推动世界向多元主义平等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格局转变。
任平
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王永贵（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百年中国的伟大变革和巨大成就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推进密不可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等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以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坚定的底线思维，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更加明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界限、底线和战略布局。回顾我们党这个百年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历程，在历史演进中总结经验和规律，对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具有重要意义。
始终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保证。“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事业之所以取得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推进的根本保证和决定性力量。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问题，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努力加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以及组织领导，特别是在各个意识形态部门建立党的组织，构建起了垂直有效的党组织系统，最大程度上保证党的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增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和系统性。
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之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识形态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把社会共识性的观念和价值准则吸收进来，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凝练成理论化成果，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调试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
不断创新方法和工作机制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百年来党不断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积极建设学习型政党，在不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涵化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和水平，特别是提出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全过程，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意识形态建设制度体系。
王永贵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方法论要义
袁久红（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进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把握这一新思想的关键是领会其方法论要义。这一方法论体系呈现出“普遍—特殊—个别”的三层结构与意蕴，体现为普遍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的时代发展、特殊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的独特建构、个别层面的系统观念下科学思维方法的集成创新。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这三个方面在方法论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贡献。
从“普遍”层次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以时代新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成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了高度概括，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对事物、现实的把握要与历史文化传统深度融合。二是强调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不仅指明了实事求是的实现路径，而且突出了实事求是的价值目标。三是强调要“知行合一”，为实事求是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四是强调要落实到“精准思维”，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从“特殊”层次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关联这三个方面，全面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与战略辩证法。
从“个别”层次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以系统观念为统摄，包括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在内的科学思维方法群，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内涵。
袁久红
党对人民健康重要价值认识达到新高度
余达淮（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实践价值和世界影响。就其思想内涵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承袭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和中华传统健康思想，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对健康生活的不懈追寻；就其实践价值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不仅为形成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指明方向，也为实现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中国之智”；就其世界意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为全球健康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新探索，为解决全球性的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着大国自信和大国担当。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公共政策和治理工具要考量健康因素。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撑是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承袭马克思主义健康观，对中国传统健康观的主要内容在新时代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以其宏大的理论意蕴和现实的世界情怀，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形成“健康中国”的恢弘景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理论，为做好新时代风险治理和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9年6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的主题是“健康无处不在——可持续发展的2030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事业，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在全球健康治理体系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实践价值。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看，为中国实现健康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从国家治理体系角度看，促进形成中国特色的健康治理体系；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以人民健康为旨向。
余达淮
延安时期廉政建设
的基本策略
陈朋（江苏省社科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创了一条适合当时需要的廉政建设道路并取得卓越成效，成为党的廉政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之际，考察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基本策略，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我们党优良传统的认识，而且能为当前廉政建设提供借鉴。
把廉洁教育摆在首位。延安时期，边区政权内部构成较为复杂，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同程度存在。为此，党强调要通过教育来克服特权及腐败现象，确保党的纯洁性。其一，加强信仰信念教育。1938年，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开展信念教育的号召。随后，他指导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学习教育制度，要求全党借助整风运动等多种形式认真抓好信仰信念教育。其二，开展群众观念教育。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号召全党“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针对个别党员干部滋生了贪污腐化问题，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我们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时，他还首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指导开展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活动。
注重法律法规建设。廉政建设不仅需要思想教育，还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撑。延安时期，我们党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体系特征的廉政法规制度，逐渐积累了依靠制度推动廉政建设的经验。其一，制定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比如，1937年8月25日，党中央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延安时期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条明确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要求，成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其二，制定预防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律。延安时期，党制定了一系列专门惩处腐败的法律法规，以使廉政建设具体有法可依。其中，《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这两部专门性法律尤为显著。
严格执行惩贪奖廉。坚持奖惩分明是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突出特点和基本经验。其一，重典治贪。当时党明确提出“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边区政府还成立了惩戒委员会，查办了黄克功、肖玉璧等案件。其二，以奖促廉。党在加大对腐败行为惩处力度的同时，还强调对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褒奖。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6年内，各根据地受到奖励的人就达6113人之多，其中边区一级就有1809人。
陈朋
本版文字整理 南报融媒体记者 宋广玉
本版摄影 邓攀
图为研讨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