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从1964年诞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每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军号吹响，铿锵有力的乐声仍然令许多观众心潮澎湃。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无论何时何地，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婉转动听的旋律一飘出，即刻勾起无数人的家国情怀，让人热泪盈眶。
人民作家柳青的名著《创业史》，不仅完整地展现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更影响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波澜壮阔征程中，有无数红色文艺经典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些作品以小说、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等多种表现形式，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火光。它们扎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不仅赋予了中国传统文艺形式鲜明的时代品格，更用广博的胸襟为世界文艺增添了亮丽的东方色彩。
这些红色经典作品有什么特点？它们缘何能在时光的磨砺中经久不衰、回响不断？对当下围绕人民需要和时代主题开展现实题材创作有哪些启示？日前，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建党百年红色文艺经典”研讨会上，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成为与会专家热烈探讨的话题。回顾红色文艺创作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这些经典作品的美学价值、时代价值，仍对当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有着深远意义。
既是岁月经典，也是时代流行
一部经典就是一部历史，也是一段记忆。红色文艺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始终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1952年秋天，美军在板门店谈判休会期间，调动6万多兵力，在三八线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这块只有3.7平方公里的高地上，依托坑道与敌军反复争夺43天，歼敌2.5万余人，迫使美军重新坐在谈判桌前。电影《上甘岭》讲述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创作班子多次前往上甘岭实地体验，采访一百多位参战的志愿军官兵，用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的故事，还原了那场战役的残酷与壮烈。1956年，《上甘岭》上映。影片中，女卫生员在幽暗的坑道中为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轻轻唱起的那首《我的祖国》也由此萦绕在国人的记忆中。
“《上甘岭》《渡江侦察记》《董存瑞》《铁道游击队》等影片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看来，这些红色电影不仅在今天被人们称为经典，更在时代的反复锤炼中不断激荡出动人的回响，始终流行。
“这些影片注重民族文学传统、叙事传统的承接，注意作品情节的传奇性，找到了一条通向大众的叙事方式和策略，在艺术上也炉火纯青，成为人们难忘的影像记忆。”饶曙光说。
“一部戏剧如果演了两场就完了，没有人想再看了，后世的人也不可能复排、重演，这绝对算不上好作品。回看这些红色文艺经典，哪一个不是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认为，一部作品若想成为经典，它必然不能是学究式掉书袋的话语集合，也不能是供少数人消遣的对象，而是拥有最广大的受众、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艺术精品。
“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华北大地，又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工作者都是紧跟党的旗帜奋勇前进的生力军。”从兵演兵、将演将的话剧《庐山之雪》，到再现长征史诗的话剧《万水千山》，再到豫剧《焦裕禄》、芭蕾舞剧《八女投江》，“正是因为它们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与观众共同创造，才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宋宝珍说。
是什么让红色文艺经典拥有穿越时空、扣人心弦的力量？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精神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这是红色经典生成的土壤和重要资源，也是其历史底蕴所在。”
优秀的红色文艺创作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
在中国当代舞蹈史中，可以说没有哪部作品能够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样深入人心，它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世界奇迹，从诞生之初便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艺术殿堂。古巴芭蕾舞艺术家阿莉西亚·阿隆索看后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拿刀枪的足尖舞，你们太了不起了。
当时《红色娘子军》中芭蕾的腿、古典舞的身体、战士的形象曾引起热烈讨论。作为编导之一的蒋祖慧认为，舞蹈语汇的使用不必自我设限。她认为，琼花的动作要有爆发力，而传统芭蕾的动作又太过柔和，因此在动作设计中加入了一些中国舞蹈的舞姿来增强力度。
如在第一场琼花与老四的双人舞中，就出现了如乌龙角柱、扫堂腿、串翻身等大量中国古典舞动作，通过对京剧中对打形式的运用把琼花与老四格斗的激烈场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琼花誓死反抗的革命者形象。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茅慧认为，正是因为与表现的英雄人物吴琼花、洪常青等完美融合，这些曾经被称为“土芭蕾”的舞蹈样式，才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沉淀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芭蕾舞形象。
回顾红色文艺发展历程，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董耀鹏说：“这些经典作品在创作上往往具有广博视野、宏大胸怀，作品广泛吸收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能够融合中西、兼容并包。”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1945年4月，一曲“北风吹”拉开了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次公演的序幕，演出结束，创作团队和演员们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作为一部诗、歌、舞融合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用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际遇，表达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发出黄河一般的咆哮。（下转版）
当年，时任鲁艺戏剧系主任的张庚作为歌剧《白毛女》创作工作的总负责，曾告诉几位对西洋歌剧感到陌生的作曲者，“别的你们啥也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就行了”。最终，剧中音乐融合了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同时吸收了西洋歌剧音乐的表现方法，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味。
“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等革命题材民族歌剧中，都不乏戏曲的板腔体唱段，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戏曲给予它们深厚的文化支撑。”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红色音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李诗源说。他表示，“当下歌剧创作，不仅要继承和发扬重视革命历史题材的革命文化传统，还要吸取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创作的经验，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欢、所接受”。
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英雄主义
近些年涌现的不少红色文艺作品也让人们看到成为经典的潜质。刚刚热播完的历史革命剧《觉醒年代》就令不少观众感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物的形象从历史课本中“活”了起来。
“剧中对陈独秀性格等多方面的刻画，尤其是对他内心世界的挖掘，使观众看到了接地气、有人气的魅力。”饶曙光把这种能让历史人物“活”起来的元素称为“生活的毛边”，“红色影视剧创作要尽最大努力创造具有生活质感、历史质感的细节，发挥影视艺术特有的对生活本身的最大还原能力、表现能力。”他认为，在人物的深化、人性内涵的开掘上的努力尝试，成了这部剧能够超越年龄圈层、打动众多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反映革命领袖人物的影视和戏剧更加注重挖掘伟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心理，出现了一批如《毛泽东的故事》《恰同学少年》《李大钊》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洪华认为，一些找准了与宏大叙事连接的小切口的艺术创作，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实，回顾众多红色文艺经典作品，一些性格上充满矛盾、却能在历史长河中做出正确抉择的普通人，总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往往能在读者观众脑海中留下深刻的一笔。
“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塑造也受到众多评论家的称赞，原因就在于依靠人物的言行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勾画出人物的灵魂，令梁三老汉转型再生的足迹特别动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提到，除了梁三老汉，《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等稚嫩或弱小的主人公在历史浪潮中历经洗礼获得新生的故事，都成功地将个人行为、个人生存体验有效地结合起来，很好地实现个人与历史、性格与命运的有机统一。
“正是这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展示现代中国革命由衰朽到新生、自低级向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必然发展规律，产生了以艺释史、以艺明理和以艺增信的美学效果。”王一川对红色文艺经典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分析。
从过去到今天，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作红色经典？范玉刚提出，应该看到，只有那些尊重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同时，在回归常识、常情、常理中融入更多的人文情怀，及对理想和信仰的执着追求，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文艺经典，犹如一道道深刻的历史年轮，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像是一部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吟咏着百年大党的峥嵘岁月，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苦难辉煌。这些经典蕴涵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历久弥新，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仍然感动着今天的人们，并将感动着后来的人们。